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讲述：命运与共三十年

日期：2008-7-28 15:28:01 来源：解放日报作者：

　　我带着管理层到国家电子工业部下战表，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，狠狠地打一仗。今天的主题是《命运与共三十年》，我有点儿年龄优势，对30年前的事情有所记忆，我就拿这事儿开头了。
　　1961年，我17岁，正好要上大学。那是困难时期，当时我一个月有30多斤的粮食定量，但是没有油水。有天夜里，我饿得不行，起来把两颗治感冒的大中药丸子吃进肚子里。
　　1970年，那是“文革”期间，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。上班的第三天早上，操场上的大喇叭响起来了，叫大家到操场上集合，军管会有话说。就在那天早上，又揪出一个“五一六分子”。这样的事一个月里连续发生，1000多人的计算所被相继隔离了100多人。
　　想起这些事，跟今天一比，恍如隔世。
　　1978年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一篇写怎么养牛的新闻，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想，报纸怎么登这个事，不是一直讲斗争吗？可能以后真的会有变化。
　　我拿这个开头，就是想说，改革开放真的是来之不易，希望后来的人们永远记住过去是什么样子，使得改革开放能够坚定地走下去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人总得活得明白，还得有感恩的心态。
　　30年下来，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了不得。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达5.1万亿元，2006年是3.8万亿元，一年增长了1.3万亿。1.3万亿是个什么概念？1978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才是1100亿元。有了这么多钱，政府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怎样发展我们的国家，怎样加强国防、解决民生问题。我们企业能做什么呢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按章纳税，把更多的利润提供给政府，为老百姓办实事。可以说，在政府所办的事情中，也体现了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。
　　除此以外，企业家们还做了哪些事情？企业各有特点，今天在座的两位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。南存辉先生从事的是制造业，整个制造业为中国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？！马云所在的企业创造了一种新的运作方式，大大降低了运作成本，相信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。
　　我所在的企业联想，也做了一些事情。我们是由中国科学院办的企业，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科研院所的成果产业化。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要解决观念的问题，要解决机制体制的问题，等等。这是联想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　　第二件事就是在跟国外PC(个人电脑)领域大企业的竞争中，我们占了上风，后来还打到了国外。
　　在电脑行业，1990年以前国家为保护民族工业、国有企业，采取了高关税、批文的方式，就是进口PC机要有批文，还要征收200%到300%的高关税。结果是中国自己做的电脑一塌糊涂，各行各业都没法用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。在那种情况下，马云的公司根本没法开。
　　后来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从1990年开始逐渐降低关税、取消批文，使得国外产的PC机大量进入中国，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发展，但是中国的品牌电脑企业受到了极大冲击，立刻溃不成军。
　　那是1993年年底，我们公司第一次出现了完不成年度销售指标的情况，我们不得不开始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在资金、技术、管理、人才等方面远远不如国外大公司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要不要坚持打民族品牌？真的彻底拼不过，我们就干脆做代理算了。我们研究了两三个月，研究透了，决定要拼下去。我们做了大规模的自我调整，我带着全体管理层到当时的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那里下战表，表示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，狠狠地打一仗。
　　就从那年开始，我们真的逐步翻身了。
　　到1996年，我们的销售份额第一次在中国市场上占到第一位。在这以前，国外品牌PC产品的销售额占了整个中国市场的70%以上。这以后，我们越做越大，占到市场销售总额的30%。再后来就出兵打到了海外，并购了IBM，哦，是IBM的全球PC业务。一路走来，其中艰辛可想而知。
　　今天看来这个并购成功了，更准确地说是成功的，还不敢说“了”。并购前，联想的营业额是30亿美元，到了今天，我们做到了170亿美元。这不才公布说我们进入了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，就凭着这170亿美元做了最后一名(编者注：实际为第499名)。另外，联想的利润由并购前的1.6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.8亿美元，也翻了3倍。在全球股价大跌的情况下，联想的股价目前依然比并购前增长了大约两倍。
　　有人直接往珠穆朗玛峰上爬，我是爬一步，安营扎寨，再爬一步，再安营扎寨如果不是国产品牌真的能和国外品牌抗争的话，中国今天的信息化建设不会发展得这么快。在国外品牌机占市场销售份额70%时，同样一台电脑，在中国卖的价格要比在国外高将近一倍。正是我国电脑产业跟上来以后，才能不让国外厂商抬价，逼他们相继降价，最后全世界价格一样。这其中，有我们的努力。
　　我记得联想刚开创的时候，我把公司的招牌做得特别大。当时四通公司跟我们在一个楼办公，他们就不干了，招牌上写的字比我们的还大，我就改到比他们的更大，他们也再改。比到后来，周光召院长跟我说，你们把字写这么大有什么意义，在美国只有穷光蛋才戴大金手表去吸引人。我说您说对了，我就是那个穷光蛋，没有钱，没别的法子去吸引人。
　　现在呢，我们成了全球500强企业，又是奥运顶级赞助商，企业实力、影响力自然就增强了。这也给咱们中国人长了志气。
　　1997年，我们就定了目标，要进全球500强。今年我们做到了，员工都非常高兴，我们准备好好庆祝一把，当然就是内部喝点酒。
　　这个目标的达成，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。我们不光有目标，在管理上也下了功夫。比如供应链的管理，卖电脑像卖新鲜水果一样，是不能放的，它里面的重要部件，像存储器、CPU，随着技术的发展说降价就降价。因此，控制成本最重要的是缩短库存时间，做好供应链。今天联想能并购IBM全球PC业务，正是我们改造了它的供应链，使得它的整个成本大幅度降下来了。
　　另外还有关于技术的问题，到底是先发展核心技术还是先发展产品技术。很多朋友都说联想应该先发展核心技术。我心里明白，如果那时候发展核心技术，我们连饭都没得吃。你首先得卖得出去，站稳之后才能考虑发展核心技术。当然直接发展核心技术的也有成功的，让我非常尊敬的华为的任正非先生，他就是直接往珠穆朗玛峰上爬。我是爬一步，安营扎寨，再爬一步，再安营扎寨，最后成功了。
　　进行股份制改革，也是联想做的一件重要的事。我们公司是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投资20万元人民币创办的，百分之百的国有。但科学院的领导觉得这种高技术企业，人的能力是第一位的，员工拥有股份更能发挥创造力。1993年到1994年，我就开始跟院里谈股份制改革。在当时，科学院虽然是股东，但它没权力给员工股份。于是商定，院里发奖金给我们，当分红。此后，院里每年把35%的利润奖励给我，我没敢往下分，存了8年，一直到2001年，把净资产盘清以后，用这笔钱买了35%的股权，这样我们才真正成了企业35%的所有者。
　　有与没有，是有根本不同的。对于一家高科技企业来说，人的积极性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没有股权，完全是打工者的心态，很多事情做不到。
　　更现实的意义是，当初我领着创业的这群老同志年龄相对都比较大了，而且对商业不熟悉，后面的年轻同志应该上。这些老同志脑子的退休年龄到了，但身体的退休年龄还没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声“下去”，企业的利益就跟这些吃尽千辛万苦的老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这么做。企业就只能拖着，做不大。但现在有了股份，我就可以跟他们说，咱们是老园丁，开创果园千辛万苦，再往下做，年轻人比我们合适，但苹果熟了，第一筐摘下来得搁到咱们家里去，咱们让位给年轻人怎么样？大家都同意。果然，年轻人做得比我们好，所以就一筐筐地往老同志家里送苹果，大家都高兴，企业顺利发展。这个经验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。
　　2000年，我56岁了，自觉在IT领域里做不了了，精力不够，拼不过年轻人。我就想，应该坚决让年轻人来主持工作，于是顺利交接。但我自认还有别的本事，就在联想集团的母公司开展新的业务，都很成功。
　　我们初始的20万元投资，在一个多月里就被人骗去了14万元
　　所有企业在成长中都有很艰难的过程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，我的时间和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适应环境或者说跟环境作斗争上。后来环境逐渐稳定以后，主要精力用在了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上。最痛苦的阶段是前半段，市场不规则，还是老的计划经济体制，我们要发展，很难。
　　市场不规则就导致被骗。说来惭愧，我们初始的20万元投资，在一个多月里就被人骗去了14万元。被骗事件中，对我身体打击最大的是1987年那次。当时，我们第一次想从海外直接进口配件，于是就从深圳找一个进出口公司办理手续。其实这些公司都是皮包公司，他们能弄到批文，弄到外汇，我们把人民币打给他，他把钱打到香港。就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被骗了。我们通过介绍找到了一家公司，双方握手签字，非常诚恳，然后把钱给人家我就回来了，然后人就找不着了。我着急啊，到深圳调查，那家公司的人根本就不来上班了。又花了几天找到他家，我带着几位同事在他家门口憋着，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了。
　　这是真话。我们那时候打过去300万元人民币，这300万元钱我们挣得不容易啊！为了跑业务，公司一位老同志原来是计算所的车间主任，那也是处级干部，有一次下大雨，路上都积水了，为了省钱，他自己走，掉进了水井里面，一米六几的个儿，差点淹死了。还有些老同志每天都要验收机器，但是公司地方小，没地方放，验一台机器搬的工夫要比验的工夫大得多。跟我一起干的一些老科技人员，都是工程师，成天搬机器，腰都直不起来。钱就是这么挣来的，被人骗了我不得跟他玩命吗！后来钱是追回来了，那个骗子说，我不是想把你的钱骗走，我只是挪用一下。
　　从我知道这钱没有了到把这个人找到，中间大概有两个星期。这两个星期中，我每天凌晨两点多一定会从梦中惊醒，心狂跳不止。钱追回来以后，到半夜心照样狂跳不止，成惯性了。后来，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，才调整过来。打击太大了。
　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体制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国家规定的体制内的企业，国家给你批文，给你外汇额度。但我们是计划外的，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。外汇要高价到外汇市场去买，1984年有额度的外汇是2.5元人民币换一美元，而到外汇市场买是6元人民币换一美元，而且是不合法的。还有就是进口，我们没有批文，没法买进电脑原器件，就要跟一些能拿到国家正式生产配额的厂家买批文，买外汇额度。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问题的，要是踩到红线外面，就很麻烦。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规章做，价格要贵两三倍，而且还买不着。我觉得自己能够幸运地在这儿和各位见面、沟通，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，坚决不当改革的牺牲品。
　　我举一个我们犯小规受处罚的例子。1987年我们销售特别好的时候，销售部门的人都得了重奖，最高的得了6000多元钱奖励。那年我的月工资是100多元，估计他也就90多元。整个销售部门都得了非常高的奖金，但到发钱的时候发现发不下去，原因是当时要收奖金税。如果奖金高于3个月工资，超出部分要交300%的税。这么一算，真是发不了。最后只能拿支票换现金，躲开税收。但一年以后东窗事发。之后企业罚了钱，我也受到了警告。现在看来算踩了红线边上一点，不过还算好，没有成为牺牲品。
　　人分两类，一类想做大树，一类想做小草，人类历史总体是“大大树”带动“小大树”
　　前不久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给我转来一位企业家的一封信，希望我来解惑。信中说他是一位创业企业家，现在企业做到了一定规模，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，他觉得实在做不下去了，同时看到其他创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往回退了，做了别的，也生活得挺好，问我意见如何。
　　我给他回了封信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人分两类，一类想做大树，一类想做小草。做小草也不容易，也得好好做，有责任心，要诚信，这样也能过上安宁、很好的生活。还有一种人，就是要做大树。做大树除了责任心以外，还要有追求。有追求，你就要坚韧不拔，要有适应能力，还得有机遇，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儿才能当得成大树。可以说，可能一个大树的位置有三个人有资格，但最后只取一个。你要不要当，要把这事想清楚。
　　人类历史总体是“大大树”带动“小大树”，是靠一大批大树推动的。邓小平要是不当大树，我们能有今天吗？企业家如果不当大树，能有这么多税收交上来吗？还有一件事就是大树一般管着小草。所以你得想清楚，你到底愿意当什么，你不当也没关系，有人会当，但是要当就得咬住牙，要把这些事都想明白。这就是我给他的建议。中国的企业家固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，但是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坚韧不拔是一个重要的品质。
　　最后我再讲讲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刚才说了，交税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，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责任，比如说怎样通过我们的行为来规范社会的道德。另外一个，是我们的财富观。企业家花钱不要太张扬，毕竟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贫富差距，这点我们应该牢牢记住。
　　邓小平说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我领会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家人兄弟姐妹挺多，家里挺穷，就把家里最聪明或者最有精力的孩子送出去到外面闯，闯好了回来拉扯家里其他兄弟，如果不拉扯的话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我觉得这件事要做好，这也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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