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景行
对曹景行来说，他听到的最好的评价就是：“每有大事发生，就想听听凤凰卫视那几个老头是怎么说的。”
一本《光圈中的凤凰》，记录着曹景行的凤凰岁月。他总在一线新闻采访和凤凰内部活动中端起相机。8年间，他拍了9箱照片，其中精选的300多幅，便结集成了《光圈中的凤凰》。
8月6日，曹景行在上海进行签名售书时说，这本书“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”，其中有吴小莉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凤凰名嘴的生活侧面，也有走进凤凰的李敖、陈文茜、巩俐等人的风采；有曹景行作为记者亲历2000年和2004年两次中国台湾地区选举、宋楚瑜大陆行等重大新闻的现场珍贵图片，也有博鳌论坛、伊拉克战争等新闻报道的幕后故事……
《时事开讲》，点评江山
曹景行现在的名片上，只简洁地印着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”和“凤凰卫视评论员”两项职务。但他的经历，却远不止那么简单。
“我的人生是被推着向前走的。”曹景行将自己进入媒体的机缘视为“没精力再去读书，也没天分经商，还是做媒体比较有实力”。在“谋生”的前提下，他进入美国《时代》旗下的一份周刊，从撰述员做到资深编辑，再到副总编辑，兼任《明报》主笔。
香港回归那年，曹景行忽然觉得，自己应该找更有趣的新鲜事做做看，于是改行做了电视——30岁回城头一回看上电视的他，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选择去做一位电视人。
在凤凰卫视的广阔平台上，曹景行像一只嗅到猎物踪迹的犬，全然没有年纪的阻碍，追逐新闻的鲜活和刺激，他笑说：“进到凤凰卫视就会变成新闻疯子。”1999年5月7日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。凤凰卫视推出一档时事加评论的节目《中国人今天说不！》。节目就是一块简单的蓝色布景，外加两把白色高背转椅，两位主持人。在这把转椅上，曹景行每天说两小时，连说五天。《中国人今天说不！》引起热烈反响，他也在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的节目形态——时事分析和时事评论的诞生，3个月后，《时事开讲》开播。
曹景行将《时事开讲》称为“比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还简单”的节目——他每天的工作极为简单：挑选题、列提纲、打腹稿，之后的20分钟，就是他在镜头前肆意点评江山的时刻。这档“自作主张”的节目，从1999年8月23日诞生起，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操作和简单布景。跟曹景行一直合作的主持人董嘉耀笑称，《时事开讲》里有两把转起来嘎吱作响的椅子，“至少给凤凰卫视赚了几个亿的广告收入”。
在深夜播出的《时事开讲》，成为政要、企业高管等社会核心人物固定收看的节目，2003年，《时事开讲》获“中国电视节目榜”“最佳新闻类节目”。在曹景行的物色下，何亮亮、阮次山、杨锦麟等6位评论员陆续加入，以各自风格造就凤凰卫视资讯台一道特殊的风景线——7位头发花白的老男人每天在银幕前开讲，深夜待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越来越多。
对曹景行来说，他听到最好的评价就是：“每有大事发生，就想听听凤凰卫视那几个老头是怎么说的。”
在历史的脉络上做新闻
不管什么时候，提起自己的成就，曹景行都会谦逊地说：“我们就像一个球队。我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，但我正好在这个位置上，球正好到我脚下。如果这个球踢开了，也未必说我本身很好，是因为这个机会好。”这句话，也印在了他新书的扉页上。
但从一些细枝末节或是谈话中，你还是会窥到这位老主播与他《时事开讲》的成功秘密。
当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递上名片时，曹景行忽然流露出兴奋，“这张报纸我天天看。”花甲之年的曹景行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丝毫不显吃力，相反比年轻人还精力充沛，举重若轻。在北京，他订了10份日报，加上周报、杂志、书籍，每天阅读量巨大。“做主持人时，我消耗的全是年轻时代的累积。”曹景行说，在这种累积之上，每天看到的资讯和新闻，便自动在头脑中分类，“比如以巴冲突，我30年前就开始关注，两岸关系关注了20年，中美关系关注了30多年……对我们来说，每个突发的新闻事件都能和原来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，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系统地做新闻，就会很清楚、准确。”
阅读，是曹景行开讲的坚实后盾。他把自己的阅读分为年轻时的“乱翻书”和现在的“读报时代”。“知青时期在安徽，是最想看又看不到东西的时候。大家互相传书，拿到手上就翻。”身处资讯匮乏的农场，曹景行像一块海绵，从农场发给干部的书中汲取养料，不管是《二十四史》，还是马列著作，抓到手就狂读。这一路，他把哲学、历史、政治经济学等艰深的书读了个遍，“比如说我拿一本黑格尔，非常枯燥也会去看，甚至还不止看一遍，不管读不读得懂。”
到大学，他囫囵吞枣的“乱读”时代结束，开始系统地消化整理之前的营养。“我有更多的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，除了上历史系的课，我还去上世界经济、国际关系的课。在社科院的几年，我也大量阅读——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做新闻工作最重要的后盾。”
现在的曹景行，在北京高校享受着宁静的学者生活，也时常以写作和策划的方式介入媒体。“不管我是否离开新闻媒体，都会保持阅读习惯，每天读10份日报。”曹景行爽朗地笑着。
“遥控器”和“五毛钱”理论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你在主持《时事开讲》前，曾在杂志做了8年副总编辑，对你来说，有没有一种从幕后到台前，从一个副总编辑到主持人的适应过程？
曹景行：我进新闻行业是为了生存，做主持人则是偶然。《时事开讲》和以前做周刊杂志的两段经历有个前后联系——在杂志，我写了8年的评论文章，因此做主持人无非是把我之前对新闻的判断和分析，从书面的文字变成了口述，从平面媒体到了电视媒体，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你常说“遥控器”和“五毛钱”理论，如果节目报纸不好看，观众和读者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“五毛钱”买报纸。有调查说，现在的电视观众在每个频道上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4秒，你觉得现在的观众是真的很难控制吗？
曹景行：不要责怪观众，观众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观众，为什么会看电视？是要看那些很闷的东西吗？不是。我想，不管是读者还是观众，需要的一定是“重要的”、“有趣的”、“能给予某种满足、减轻疲劳”的东西，媒体必须满足其中之一，才可能获得关注。我一直觉得，在媒体行业没有谁是权威，也没有一个经验是可以全盘复制和拷贝的，就算是一位策划过无数成功栏目的人，也很难保证他的经验就代表成功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很多人把你与何亮亮、阮次山、杨锦麟等人跟美国三大电视网三大新闻主播相比，因为都是花甲年纪的男人，你们会有一些共同点吗？
曹景行：我们跟他们完全不同，我们是新闻评论，他们是资深的电视人。我们大多是做平面媒体出身，做了10年20年后才转到电视做新闻评论。美国的主播都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新闻采访，我们的主持人没有那样的经验。他们对新闻的把握和敏感是日积月累的采访堆积起来的，并不是说，找个有学识的老头就可以。
